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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蜗居”大城市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回乡

从某种程度上说,这人就像豆芽一样,根再细,也追着水分去长。   前几天,许多人都在关注中青报“青春何处安放”系列文章:《别让大城市妄想症压垮自己》、《志存高远的青年是否一定要蜗居北京》、《“蚁族”不需要怜悯和悲情》,这三篇文章的观点相当连续:从“试图用所谓的热情和吃苦换取‘大城市入门证’,可能是一种虚妄,一种不切实际的偏执。在现实与想象的巨大落差下,难免失落、自卑和焦虑,这又何必”,到“不是谁都有资格挤进大城市的,这不是势利,而是现实”,再到“树挪死,人挪活,如果在大城市‘蚁居’不下去,不妨换个地方”,当然,这三篇文章的影响也是相当的广,已经有不少人就“有没有资格”这事儿跟中青报打笔仗。   其实,单就“有没有资格”这事儿,还真不值得“打仗”,道理很简单:“蜗居”与否、在哪“蜗居”、“蜗”不“蜗”得下去都是人家自个儿的事情,这无关“势利”,只是“权利”。您可以笑话他的梦做得虚妄,您也可以叹息他悲剧收场,您更可以有自个儿的梦想,比如把小城市或者农村作为未来生活的地方(实际上,大城市里有很多人这么想、不过只是想想)——但您就是不能站在道德高地、做悲天悯人状要求别人“换个地方”,因为“资格”这种玩意儿属于“歧视”,只有“能力”这种东西才属于“市场”。   真正值得讨论的是:“蜗居”大城市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回乡,即使每天花两三个小时在上班路上,即使生活得像一只负重的蚂蚁一样,即使终日窝在地下室里不见阳光?   惟一的答案是:故乡不是敲锣打鼓欢迎他们回去的地方,更不是能“只关心粮食和蔬菜,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的地方。   昨天,《半月谈》刊发了一篇调查,内容是“地方非理性招商”,在这篇调查里,咱们可以看到某县级市在高速公路旁竖满“招商引资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”、“衡量经济发展环境的惟一标准是让投资者满意”的宣传牌;咱们可以看到一些地方为“抢商”大搞“让利”、“陪嫁”,地价低到连“三通一平”(通水、通路、通电、平整土地)的成本都无法收回的境地;咱们可以看到许多地方层层下指标招商,连妇联、公安局、纪委也分到任务、被要求充分利用“人脉关系”……这让人很难不思考如下问题:在一个“全年财政收入只有5亿、其中3亿用于政府开工资”的小城市,它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资源、机会、环境?回到这里的年轻人——如果他没有那么幸运吃上财政饭的话,他是不是一定能够像劝导者说得那样,“谋份不错的差事,并享受低得多的生活成本与更少的生活压力”?当他发现故乡不需要他的专业过硬,只需要他的“关系”过硬的时候,他会不会更加“失落、自卑和焦虑”?   近些年来,咱们的城市化遵循着不容分说向大城市倾斜的发展逻辑,资源与财富的过度集中对中小城市、乡镇、农村产生了巨大的挤出效应,许多人不是不安分,只是被生活赶到了大城市而已。滞后的中小城市、贫困的农村使得大城市不断吃紧,许多人是待不下去,但是他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回去。农民工不会因为工资微薄而停止返城,是因为农村收入太低,年轻人不会因为“蜗居”而停止挤到大城市,是因为中小城市缺乏机遇,这都是一样的道理。如果说眼下城镇化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农民在中小城镇定居,那么另一个目的,就是希望年轻人能在中小城市找到差事、不用被迫流动到大城市里去——这跟缩小收入差距一样,是一个“再平衡”的过程。当“再平衡”刚刚开始的节骨眼上,咱们需要探讨的是如何支持中小城市发展,而不是年轻人怎么才能“安分守己”、“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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