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老万国的证券人生
摘要：上世纪90年代初，杨亮进入上海万国证券，至今听他回忆起来，仍能感受到一名老万国对老东家的一份怀念感恩之情。现任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、大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的杨亮，已在证券行业走过20年。在不久前上海交大高金的一次活动上，他详尽剖析了自己的证券职业生涯，细数自己走过的每一步，为我们呈现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一个缩影。
故事从万国开始
杨亮的证券职业生涯从万国证券起步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他进入上海万国证券，至今听他回忆起来，仍能感受到一名老万国对老东家的一份怀念感恩之情。
尽管学的是法律，杨亮做的却是投行，他认为在证券公司做业务对个人发展更好，“这样的话我能把法律背景和投行实务结合在一起。”
那时候，万国证券从各大高校招了很多毕业生，据杨亮说，当时上海的住房很紧张，不过万国为他们专门安排了集体宿舍，还有车接送他们上班。“宿舍最早在徐家汇，后来搬到静安寺，常德路靠近长寿路的地方，一二楼是营业部，楼上就是我们的职工宿舍。现在去问老万国的人，在常德路住过，代表一种历史。”
杨亮说，对于一群毕业生来说，那时候的住宿条件算是非常不错了。但他们的日子绝不悠闲，因为来自各个学校的优秀人才在一起，竞争的氛围很浓，所以当时下班了他们都要抓紧时间看书。而万国也为这批人提供了很多培训机会，包括去欧美等地学习，并且由公司出钱鼓励大家去考ACCA，“我们的通过率很高。”
然而好景不长。1995年初，令整个国内金融市场震惊的“327国债期货事件”爆发，作为国债期货做空方的万国证券，最终被认定亏损16亿元，这个金额在当时是爆炸性的新闻。之后万国证券发生挤兑，再之后，万国被并入另一家上海的证券公司申银，也就成为了后来的申银万国证券。
在申银、万国合并的时候，两家证券公司各出了两个人来负责合并的工作，杨亮因为其法律背景，正是其中之一，他们在上海宛平路的一个招待所里，一起设计合并方案。
杨亮提到，最早的《公司法》是1993年7月发布，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，他们当时依据这个《公司法》重组，万国和申银以新设合并的方式成立了申银万国。这件事对他的职业生涯影响非常大。
在“327事件”之后，整个国内金融市场也发生了不少变化，比如交易所的管理权被收到北京，归证监会管理。杨亮说，中国的资本市场很有意思，是先有市场后有规则，先有证券公司再有交易所，先有交易所再有监管机构。证监会是1993年成立的，但1993~1994年证监会对市场的监管权非常弱，“327事件”后金融市场迎来了一番整顿，交易所的管理权收到了证监会，交易所的总经理由证监会任命。
对于包括杨亮在内的一批老万国而言，万国和申银的风格差异很大，有些不适应，“申银大部分人是银行背景，当年万国的竞争对手是深圳的君安。”于是，杨亮在1997年脱产去北大读博士。
杨亮还说，上海较早的三家证券公司，海通、申银、万国，都出了一些问题，所以至今还有种说法，如果用上海话来念这三家公司的名字，会感觉它们的名字恐怕都没有取好。
在伦敦的历练
因为参与了合并工作，杨亮对于申银万国也很有感情。虽说是脱产去读博士，但申银万国还是保留了杨亮的档案关系以及福利待遇。
博士毕业后，杨亮去了伦敦，在UBS（瑞银集团）工作了一年，那一年令他获益良多。“在那里的一年，对我影响很大的地方在于，投行的工作非常辛苦。”杨亮说，尽管在万国的时候压力也很大，但仍感受到国外与中国投行的区别。
“我当时住在伦敦金融中心，早上9点之前要上班，晚上几乎没有9点前下班，那里招的人不多，新来的助理级别非常辛苦，几乎是没日没夜地工作。国外的投行非常讲究专业化分工，我在资本市场部、并购部待过，分工细到像一条流水线。”比如说，回家前他们需要做好文件，文件不用自己排版，有专门的文件制作中心来做美化工作。“下班前把做好的文件打印出来，发书面版和电子版给文件制作中心，他们24小时上班，早上9点钟来时，材料会放在你的办公桌上。不过每交一份材料，是要算你的成本的，这也是他们内部分工细的地方。”
杨亮提到，因为没什么时间休息，午饭的时候他们一般就是买了汉堡、可乐拿到公司来。大家打电话都带着耳机，因为经常要保持在线上。但他们配备的设备都是最高级的，投行在人力成本上投入非常多，当时他在那里不算正式工作，一年薪水约2.8万英镑，差不多30万元人民币。
除了辛苦的工作之外，杨亮也充分了解到跨国投行的专业实力。在伦敦的那一年他切身感受到，投行的品牌、专业经历、研究水平、关系处理都是打动客户不可或缺的因素。“国际投行的项目是看综合实力，而不是个人。”
投行的未来
杨亮相信，把在外资行工作的激情和勤奋用在国内的工作上，会有更快的进步，这一点促使他从UBS回来。于是，杨亮又回到申银万国，回到投行，后来又去做并购，再到直投。去年3月，他正式离开申银万国到大通证券，离开时他是申万并购部的总经理和直投公司的总经理。
杨亮相信投行的未来非常好。回顾已走过的职业生涯，证券行业经历了最早的野蛮生长阶段之后，2002~2007年是对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的一段时间，经过几年整顿，市场进一步规范，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，即创新能力的缺乏。
不过最近状况已经有所改变，券商创新越来越多地被提起。“我在大通证券分管投行业务同时还兼管投资业务，比如另类投资，这是前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上任后才开的新业务，把资管投资范围放开，像融资融券、产业并购，集合资金信托计划、资产管理计划，都是去年一年提出来的。”
杨亮认为，证券行业如果要创新，那些有活力的、机制比较灵活的券商会更有发展空间，这也是他从申银万国到大通证券的原因之一。
他还提到，实体经济的稳定增长，将为证券公司带来机遇。证监会做了个统计，美国1967年～2000年，GDP增长了11倍，投行收入增长了57倍；日本1961年～1989年，GDP增长了19倍，投行收入增长了38倍。
此外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，将为投行带来更多并购的机会；而国民财富的增长，对于证券公司的资管业务也非常有利；还有一个重要指标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，“现在我们90%是银行贷款，按国务院规划，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要各占一半，那么投行未来的空间也许会超过前20年的发展，这对我们是难得的机遇。”杨亮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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